《面向過去思考》本書作者亞歷山大．貝維拉夸和費德里克．克拉克兩位年輕學者，訪問八位當代歷史學界的大師。他們彼此來自不同的史學領域，包含書籍史、科學史、非西方知識傳統的歷史、學術史、哲學史、古物學和物質文化的歷史、宗教史、以及政治思想史。
透過問答訪談的形式，這些學者述說了他們投身歷史學的經驗、他們的思想深度與廣度，不僅為以學術為志業的人們，提供一盞指引前路的燈火，更向大眾展現歷史學的本質，引領我們重新思考看待世界的方式！（編按）
哲學史作為一種研究的方式──吉爾．克雷耶（Jill Kraye）
您的歷史研究與當代哲學有何關係？
我在二○○○至二○○三年與兩位英國其他大學的學者，一起參與了名為「新十七世紀哲學史學史」的計畫。他們都研究十七世紀，但學術背景是哲學而非歷史。他們發現我的歷史方法太不哲學，而我發現他們的哲學方法太不歷史。與其中一位笛卡兒專家兼分析哲學家交談時，我說：「您不能單單只看笛卡兒。您必須看到他與誰對應、他的同事是誰、對他的限制、他所處的工作氛圍。」他回答說：「這些完全不相關。我只想知道，這是好的哲學論證還是壞的哲學論證？」在他眼中，其他一切都是學究的蒙昧主義。
然而，對我而言，哲學史理應視為思想史的一部分。正如休斯克所教我的，思想史包括音樂、藝術與哲學。思想史包括人類心靈的所有產物。觀察其中的互動，你可以開始欣賞像波利齊亞諾這樣的人，他既是一位語文學家，又教哲學並寫詩，或者既是詩人，又是哲學家的亨利．摩爾（Henry More）。哲學與其他領域的交流如此之多，將其從範圍更廣的歷史中抽離出來，似乎十分瘋狂。你在文藝復興時期上大學時，要修習三年或四年的亞里斯多德哲學課。這是每個上大學的人都共有的背景，無論他們是成為醫生、律師還是神學家。研究醫生、律師或神學家時沒有考慮到這一背景，就意味著錯過了故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。
我的方法甚至也與更具歷史意識的哲學史家的方法不同。我受邀為《劍橋十七世紀哲學史》（Cambridge History of Seventeenth-Century Philosophy）撰寫關於道德哲學的文章時，我決定不僅著眼於重要人物，還要閱讀這段時期內任何可能被認為是道德哲學的內容，從類神學著作到決疑論，從人文主義評註與對話到經院派論文。我的目的是表明道德哲學是個廣闊的領域，有眾多作者同聲唱和。而這本書其中一位編輯丹尼爾．嘉博（Daniel Garber）的反應是：「這是目錄學，而非哲學」，這非常令人傷心。我試圖向他解釋，為何在對十七世紀哲學進行歷史概述的書中，有必要包括思想家，即使自那時以來無人讀過他們的著作，而其著作也未曾引向任何境地。我不確定他是否完全相信，但他讓我就這麼做了。
許多學者認為，哲學史只是在尋找從過去的思想，到我們現在的思想的道路。這是個目的論的故事，他們堅信任何哲學史都必須講述這個故事。好吧，這是哲學史的一個故事和一種方式。但是，死胡同－－沒有去處，也沒有任何影響的想法－－也值得研究。我感興趣的是文藝復興時期哲學告訴我們的事，關於文藝復興時期、關於十四世紀至十七世紀，而當時思想發展的所有方向，都是研究的內容。並非所有方向都引向二十一世紀。如果你只想知道這些，那顯然許多文藝復興時期的觀念都無關緊要。但若你將哲學視為廣大文化中的一項要素，那麼所有哲學思想家和作家，即使是後來被人遺忘的那些，皆與後來繼續具有影響力的人，同樣屬於故事的一部分。作為哲學思想史家，我研究特定時期中以任何外貌出現的哲學，無論其是否有後續影響。這可能無法揭示下一世紀或現在發生的事情，但在我看來，在處理「過去」這個面向上，這似乎是種更豐富的方式。我還試圖進行廣泛的閱讀，不是為了詮釋主流哲學家，而是要掌握他們和其他思想家身處的思想世界。換句話說，就是每個人發展自己思想的歷史環境。所有作家都為當時發生之事的全貌有所貢獻。
舉個例子，我先前提到的魯本斯畫作中的那本書，是奧理略作品的某一版兼評論，可能從未寫出來過；如果有寫出來，現在也遺失了。我通常不寫不存在的書籍，但我覺得那裡有個有趣的故事，可以告訴我們為何十七世紀的人對奧理略感興趣，以及十七世紀的人對他的思想採取何種方法。一本未完成且可能未付諸成文的書籍，顯然不具影響力。然而，這幅畫記錄了安特衛普（Antwerp）的某一時刻，當時藝術、古物學、人文主義、愛國主義和希臘文學間出現了特定的聯繫，而這些集中在奧理略一人之身。
您如何訂定主題並決定其範圍？
正如我說過的，基本上是跟隨我的直覺。例如：我剛開始研究奧理略時，就是那種「狗在那晚沒有吠叫」的情況，因為我意識到即使現在將其視為最著名的斯多葛派哲學家之一，但他在文藝復興時期似乎沒有發揮太大作用。他為何不在那裡？當然他是在的，但並不明顯。我開始翻找，意識到重新發現奧理略是十七世紀的事件：這時出現了許多版本、評註和翻譯。我看到了一個叫湯瑪斯．蓋特克（Thomas Gataker）的人，雖然我先前並不知道他，但他在空閒時間－－他的工作是清教徒牧師－－為奧理略的《沉思錄》撰寫了或許是最為博學的評註。我受到蓋特克吸引，發表了一些關於他的文章。
發現了像蓋特克這樣的人後，你就可以問：「他還寫了什麼？他還做了什麼？他認識誰？他通信的人是誰？在何種脈絡下產生了這號人物？」然後採用橫向的研究取徑，而非按時間順序從A點移至B點的縱向取徑，從而逐漸擴大視野。正是這幅更廣闊的畫面、可以利用哲學朝不同方向發展的方式吸引了我。
蓋特克驚人博學的評註，以蠅頭小字雙欄印刷在數百頁上，我在閱讀時發現其中對聖經的引用，多於對哲學著作的引用。這裡有個故事。這是蓋特克身處文化的一部分。他受奧理略吸引是有原因的。你可能會說：「他扭曲了奧理略，因為在讀異教徒的羅馬皇帝時，不應帶入詩篇或聖保羅。」但是，對作為思想史家的我而言，我想了解人們如何運用哲學，解釋他們自己的世界和所關注的事物，而我的意見是，這並不是一種扭曲。這是一種創造性的改編。
本文摘自 臺灣商務印書館 出版之《面向過去思考：與史學大師的爐邊閒談，打造歷史思惟的八場對話》。
